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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刘志勤:全球治理要先“治”后“理”

2017-05-05 刘志勤 全球治理


作者刘志勤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本文刊于4月29日环球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于3月9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旨在加强对“全球治理”议题的研究。据了解,这是大学院校首个以“全球治理研究”为重点的智库型机构一定能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可靠有效的政策信息服务。



“新全球化”挑战



“全球治理”不是一个新鲜词汇,特别是在近十几年来,中国智库界对“全球治理”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人们从初始的参与到争取话语权,再到各种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为相关的国际秩序和行为准则的商讨,中国的角色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中国声音和中国作用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和重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面临的“新全球化”挑战,中国由被动参与“全球治理”转型成为主动“全球治理”的推动者这个进程转化,显示了中国“治理理念”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稳中有进”的提升,符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地位和实力。


“先治”“后理”




“全球治理”要“先治”“后理”。世界上有多种方式的“治”法:有文治,有武治;有法治,有徳治;有权治,还有“钱”治。究竟哪一种适合哪个国情,似乎都取决于各国的民心所向。全球问题如此复杂,仅仅依靠单一的方式去“统治”,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只有采用多种形式组合,才可能获得比较满意的结果。“治”是大局,是宏观政策,只有确定了“治”的大盘方针政策,才能够制定实施具体的“管理”,本属于微观层面的细枝末节。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存在的问题,基本都是没有认识和处理好“治”和“理”这个矛盾对立统一体的相互关系。而中国恰恰在处理这个关系上取得了极其珍贵和有借鉴意义的成功。


中国之所以具备了参与或引领“全球治理”的能力,首先是因为中国成功的“治理”了世界上最复杂,最多元,最困难的国家,把一个如此多样的经济体转变成为新型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治理”过程使中国获得其它任何国家无法想象的经验。能“治理”好中国,就一定有能力参与“治理全球”这个伟大的基础工程。


“治国无法则乱……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中国的古代圣贤说过:“治国无法则乱……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说出了治国的基本国策在于依法而治,而法律法规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要与时俱进,与时俱变,才能让法律和时代紧密结合,才能产生真正的治国功效。我们所谈的“全球治理”就是要有针对性的寻找正确的“治国理政”的“治理”之道。各国国情千变万化,文化宗教信仰和经济结构均有很多不同,所以不可能有一个统一标准的模式来解决“全球治理”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的“全球治理”要解决的问题绝不是达到“全球一致性”而是保留和保护“全球不同性”,只有保持了“不同性”才能找到全球利益的共同平衡点。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海湾战争以及后来的中东战争,之所以没有达到战争发动者的目的,原因在于这些战争的目的是想消灭其它国家的不同性,强行把它国文化价值观归纳到西方领域里,这种“治国理政”的结果只能是越治越乱,越理越离,真正的南辕北辙。所以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全球治理”工程虽然投入巨大却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在于保留差异化,不同性,是“全球治理”成功的核心因素。


“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


其实,“全球治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中国古人教导的:“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治国理政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让老百姓富裕而且长寿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的执政核心任务就是要民众尽快富庶,人民的寿命大大延长。这两个任务基本顺利,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九千美元。有的外国机构预测再过10年中国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25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也达到75至80岁左右。以此为标准推动“全球治理”的工程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一带一路”正是强化和丰富现有的“全球治理”的理论和路线,让沿路国家的民众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实现富裕和长寿的双重目标,这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基本路线也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全球治理”需要全球人的共同努力,而中国将为新时代的“全球治理”提供宝贵的“中国治理”经验,全球共享包容的繁荣。


作者简介:刘志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前瑞士苏黎世州银行担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目前从事与国家重点政策、项目密切关联的研究。

曾就读于北京语言学院英语系(现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主学英语和汉语。1982年至1984年获德国政府奖学金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院学习“国际贸易与金融管理”(研究生)。曾赴美国波音公司和德国空中客车公司考察学习;先后在德国魏玛机械设备公司担任中国部总经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在德国斯图加特银行、德国黑森州银行、奥地利第一银行担任中国市场代表;在瑞士苏黎世州银行担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20余年,有丰富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的实践和理论经验。曾给多家报刊撰写评论文章数百篇,涉及经济、金融、社会、人生、法律、国际关系等领域,率先提出设立“孔子和平奖”。其专著《多嘴集》和《插嘴集》于2014年7月、2015年11月出版。

关 于 我 们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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